任杰从前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赌徒，他赌足球，先输后赢，再输再赢。他最多的时候赢了人民币75万元，赢得越多，兴趣越大，把到手的75万元输光以后，又“扩大再生产”，直到把所有能输的（包括父母的房子）都输光了事。某一天，他想自杀，妻子说，你还像个男人吗，像个男人可以从头再来，只要戒了赌，没什么做不到的。他幡然醒悟，痛下决心——现在，他成立了反赌球联盟，并自称“反赌斗士”。任杰在网上开了博客，讲述自己痛苦的赌球史并劝说仍然参与赌球的人尽快脱身，以免重蹈他的覆辙。
    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里，与主持人王志对话时，讲到痛处，任杰潸然泪下，让心肠并不柔软的我也酸了，一下。
    把人从赌场中拉出来的举动无论如何都是正向努力，但要我说，赌博这种事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和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己斗其乐无穷的本性有关，想消灭赌博怕是比消灭足球还难。连政府也只是致力消灭地下赌球，而变之为地上的合法足球彩票。
    打开任先生的博客，诸多反赌球文章让人动容，但也有一些读起来味道不大合口味，比如，其中一篇名为《世界杯七宗罪》的，给我的感觉就很恶劣。文章里，任先生所谓的世界杯七宗罪是：一、耽误工作，二、影响家庭稳定，三、打击民族自信心，四 损害身体健康，五、大众娱乐资源匮乏，六、影响社会治安，七、促进赌博业发展。文章最后，任先生感叹道：“哎，可恶的世界杯！！！”最后的三个感叹号让人心惊肉跳，感谢上帝，幸亏任先生无权决策世界杯的存在与否，否则我等球迷有难了。
    说到赌球，世界杯期间，我在德国还真参与了一次。那天，有两场比赛，分别是澳大利亚对克罗地亚和巴西对日本，我特地跑到一家投注站，花了10欧元买了两场的比分关联，我买的分别是第一场2比2，第二场4比2，两相关联后，赔率高达近千，也就是说，如果两场比分都正确，回报将是将近一万欧元。但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你所知，比赛的结果分别是2比2和4比1，日本队不大争气，比我预想的少进了一个——我损失了10欧元，和朋友谈起来，大家都是一笑了事。
    我想说的是，真正像从前的任先生那样把赌博当成事业，而又只有物质承受能力、没有心理承受能力的人并不多，这些人应该得到心理辅导，以便重新回到一般社会所认为的正确人生轨道上来。我看到，在德国参与世界杯投注的人很多，在国内官方投注站购买足球彩票的人想来也不会太少，但其中自杀的，或者像任先生说的那样被“庄家”追杀的，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任先生在赌球全面失败后，跟朋友借了些钱，说是做生意，但又去进行了“最后一搏”，当然，他输了，但如果那场他赢了呢？10月8日的电视屏幕上，CCTV的台标下，观众还会看到那个泪流满面的大汉吗？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多找原因，也是个正确的抉择。
    无论地下的赌球，还是地上的彩票投注，我猜都有一定的规则，否则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趋之若骛。地下的赌球最大的危害是抢占地上足球彩票的市场分额，造成政府税收的大量流失；其次，是如任先生所说，玩家和庄家矛盾的非正当手段解决——这对社会来说，肯定是不稳定因素，警方自然不会安之若素。至于如任先生从前那样对赌博的非理性投资，我想，是由个人阅历气质等因素决定的，劝是很难劝回头的，任先生自己不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家底不搞光不罢休吗？
    这么说，不是说任先生成立反赌球联盟的举动是错的，这是对的，是有莫大功德的事。我是想和任先生探讨一下，反赌球，也该回到理性的渠道上来，做正确的事当然应该选择正确的方法，仅凭意气是做不成事的。当然，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行动总比没行动要好。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会任先生反赌球的努力中存在让人认为是依靠谎言来进行的。举个例子，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任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赌博公司的人，曾经有一次对他说某场比赛的进程，强队先进一球，然后弱队逆转。
那场比赛的结果和该人说的如出一辙，任先生的结论是，足球比赛都是由所谓“庄家”控制的。
    这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如果说某场比赛中存在默契球，比如2002年欧洲杯上丹麦对瑞典最后让他们携手出线的2比2；或者某足球队有非法行为，控制了某些比赛，比如像意大利的“电话门”事件那样，那我肯定相信，因为有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但如果说赌球的“庄家”能够控制所有比赛结果，那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你相信吗？
足球博彩业在国外是个成型的产业，许多数学高手、精算师参与其中，他们做的无非是开出恰当的赔率来保证参与者投注比例的平衡，以提一定比率的手续费而已。他们是开博彩公司的，自己又不是赌徒，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有什么必要采取控制比赛这种高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的办法赢利——那就不是做生意的，而是黑手党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能让人很多人倾家荡产，比如炒股票，比如做生意，比如追女人（或者追男人）；也有很多事情能让一些人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比如下围棋，比如赌足球，比如读名著，能不谨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