腕带领袖 黄色腕带的销售以及与“美国世纪”的合作，为阿姆斯特朗的抗癌战争提供了资金来源。

退役了，不再需要一次又一次捍卫他的环法王桂冠。现在，在兰斯?阿姆斯特朗面前，横亘着又一座高山，等待他去征服。为了与癌症作战，他需要10亿美元，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达目的，不会罢休。
　　
　　2006年5月28日，兰斯-阿姆斯特朗在印地500赛车比赛中，驾驶着一辆505马力的雪佛兰Corvette Z06，为车手们开路。赛会官员真够大胆，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在他坐上驾驶位置之前，可要保证他已经吃饱了。
　　因为，今年早些时候，阿姆斯特朗曾上演过惊险镜头：当时他开着黑色的宝马M5，以超过限速两倍的速度奔驰在一条乡间高速公路上，更夸张的是他还啃着一个红烧牛肉卷。你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手脚并用：他一只手往嘴里塞着红烧牛肉卷，另一只手拎着土豆条去蘸调味料，至于方向盘，只能托付给膝盖了。当坐在一边的记者提出愿意帮忙时，他用眼神谢绝了。
　　“你接着采访，”他边吃边说，“我接着开车、吃午饭。”
　　他的眼神，你并不陌生。1999年至2005年，他获得环法七连冠。他的眼神一直是让对手无所适从，再老练的车手也会感到恐惧，似乎那眼神可以消减他们的求胜欲。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光靠眼神就能使我心烦意乱？
　　去年7月，阿姆斯特朗结束职业生涯，但是他威风不减。告别香榭丽舍大街领奖台后，他把自己的目光、注意力、愤怒——正是他眼神的内涵——对准了一个老对手，一个10年前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老对手。
　　吃完牛肉卷，他安全地回到位于奥斯汀的家。他坐在餐桌旁，翻阅着成堆的信件。一张卡片吸引了他的目光，上面写着：昆斯一家问候你们全家。卡片上有昆斯一家的合影：帅气的男人、漂亮的女人、两个孩子。六个月前，女人不幸死于颈椎脊索瘤，是一种罕见的癌症，阿姆斯特朗说，它的死亡率是100%。“我想知道，这种癌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可恨了。”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你又看见了那种眼神。

　　6岁的斯宾塞（他是图片中穿黄色衣服的孩子）2004年10月确诊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忽然间，似乎他见到的每个人都要给他扎针，有抽血的针，有使他昏睡的针，这样他就不会感觉到更大的抽骨髓的针了。斯宾塞的病正在减轻，但要继续治疗20个月，他还需要打很多针——化疗的针，脊椎穿剌的针，流感的针——以至于他不许父母在家里提及这些可怕的字眼。要打针的时候，父亲罗伯就用手语比划，“把右手食指放在左胳膊上”，罗伯说，“然后按下去。”
　　在儿子生病之前，罗伯已经为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LAF）筹集了5000美元。实际上，斯宾塞第一次发病时，他的父母正在参加“玫瑰之旅”活动晚宴，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为LAF筹款。当时斯宾塞高烧不退，于是，医生给他进行了血液检查。此后，小男孩开始了与病魔的战争，他是如此顽强，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似乎是阿姆斯特朗“精神附体”。他还报名参加武术表演，尽管他一度虚弱得无法从卧室走到厨房。去年10月，他和父亲完成了“玫瑰之旅”的40英里路程，他的儿童车和父亲的自行车拴在一起。“他骑得很努力，”父亲说。这个孩子也为LAF募集了32500美元捐款。
　　在阿姆斯特朗的抗癌大军中，斯宾塞算是一个小步兵。这些病人并没有眼睁睁地让病魔蚕食自己的生命，他们和阿姆斯特朗一样，是生还的勇士。如果阿姆斯特朗不再从事抗癌活动，这批抗癌大军将是他的宝贵遗产。但他不会停止，反倒愈战愈勇。
　　
　　

巨额数字 一起骑车之后，阿姆斯特朗告诉布什，他需要10亿美元来抗癌。图 Paul Morse/Sipa

　　在抗击癌症的历史中，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2003年，埃斯钦贝奇博士成为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所长一年之后，制定了一个令医学界瞠目结舌的目标：到2015年使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有人称赞他大胆乐观，也有人认为他不切实际，会损毁NCI的可信度。政府每年拨款近50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和医疗培训，其中大部分资金注入NCI。
　　2005年3月，埃斯钦贝奇被布什任命为食品药监局负责人，而在一个月前，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了2015年征服癌症的目标为何不是天方夜谭。他激动地谈及过去十年来进展迅速的“分子变异”研究，而最新的“染色体分析技术”又将如何“在肿瘤出现之前迅速诊断癌症”。他乐观地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普及，可以使得病人不再被动地接受治疗，而是主动参与制定治疗方案”。他宣称：“我们已经带球过了中场，如果好好利用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我们就接近禁区了。”他推荐的做法之一，是说服美国人接受更细致的体检，比如结肠镜检查。
　　“禁区说”让汉密尔顿-乔丹汗颜。他四次从癌症中死里逃生，曾任卡特总统的幕僚长。他的话有如晴天霹雳：“现在活着的人中，近一半会患上癌症。该死的癌症！然而我们都做了什么呢？知道吗，把过去30年政府拨给NCI的经费加起来，才相当于伊拉克战争九个月花的钱！”
　　在埃斯钦贝奇雄心勃勃地构筑蓝图的同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却提出削减NCI的经费，2007财政年度从47.9亿美元减至47.5亿美元。NCI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27个研究中心之一，削减经费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经费也被削减了，这还是36年来的第一次。28岁的多戈?尤尔曼说，“从医学院毕业的人正在抱怨：‘我们无法做研究，因为没有经费。’” 尤尔曼三度逃出癌症的魔爪，他是阿姆斯特朗基金的首席代表。
　　前总统克林顿认为，短时间内情况不会有什么改观。作为阿姆斯特朗的好朋友，2005年环法他“几乎每一个赛段都看了”。“无论哪个政党占据国会多数席位，无论2008年谁入主白宫，”克林顿说，“都必须面对巨大的赤字（未来十年，预计总计将高达3.3兆美元）。即使在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调整，市场需求与政府供给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差距需要非政府组织来消弭。”
　　用阿姆斯特朗的名字命名的黄色腕带随处可见，克林顿的拥护者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印证了克林顿的观点：“互联网和强大的市场机制会促进公民从事公益活动……尤其是得到良好领导的时候，无论是这个领导者是U2乐队主唱博诺、盖茨夫妇还是阿姆斯特朗。”
　　这就是阿姆斯特朗的“第二个职业生涯”，对他来说，这是又一个HC级，即最高难度的山地赛段：“癌症，将成为未来美国的头号杀手，我要与之战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相比之下，我所获得的七件黄衫也显得微不足道。”
　　“十年后也许我们就会发现，”克林顿说，“兰斯·阿姆斯特朗的第二个职业比第一个更伟大。”
　　
　　
　　对了，博诺认为阿姆斯特朗应该参加竞选。这个爱尔兰摇滚明星和政治活动家说：“大部分人认为世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兰斯不同，他相信任何险峰都可以翻越。历尽艰辛攀上一座山峰，却发现更高的山峰横亘在眼前，此时他不会沮丧，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对于博诺的建议，阿姆斯特朗并不感兴趣。“别提政治，”阿姆斯特朗说，他担心投身政治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我确实应该去竞选一个职务，”他自己造出了一个官衔：“世界抗癌同盟主席。”
　　他也许得和别人争夺这个头衔——迈克尔?密尔肯。密尔肯也是个癌症幸存者，他的前列腺癌基金会积极推动癌症研究，并主动请患者分享研究成果。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表明，2003年死于癌症的人数比2002年少了 369例，这是70年来的首次下降，对此，密尔肯功不可没。他曾是华尔街的金融家，20世纪90年代曾因违反证券法入狱22个月。密尔肯集智慧、财富于一身，而且接近权力中心。他所缺乏的，如尤尔曼所说，是“号召百万群众”的能力。
　　换言之，与阿姆斯特朗不同，密尔肯没有集结一支抗癌大军。LAF已经售出6000万象征生命力的黄色腕带了。阿姆斯特朗和他的顾问正在考虑怎么动用这支大军——这支队伍随着你点击www.livestrong.org 而壮大。LAF市场总监戴夫?里昂说，“这支大军将是向癌症轰去的大炮。”
　　退役后，环法王一直享受着生活，溺爱着三个孩子，而三个孩子的母亲、阿姆斯特朗的前妻，则住在离他们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时候会在自己的牧场里骑骑自行车，做做“家庭作业”：阅读癌症文献，向专家咨询问题。每天，他都在试图拾回十年来错过的愉悦。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今年1月，在玫瑰碗（美国大学橄榄球联赛总决赛）现场，阿姆斯特朗和一位老乡尽情享受着属于大学生的快乐，“恨不得把4年的大学生活浓缩成48小时”。2月17日，LAF把癌症专家聚集到一起，开了个圆桌会议，让他们大胆地把抗癌设想写出来。“先不要管现实情况的制约，”尤尔曼说，“你们现在要想的是，在你研究的领域里什么是需要做的。”这一整天，阿姆斯特朗都在认真记笔记、问问题。
　　“兰斯现在可以尽情欢愉了”，博诺说。他是阿姆斯特朗的良师益友，对利用明星效应也颇有心得。“但是兰斯想回学校。当一个伟大的人继续求知的时候，魔鬼会很失望。”

　　魔鬼一直躲在角落里，伺机腐蚀人类的灵魂。1月24日晚，阿姆斯特朗坐在一架私人飞机上，望着窗外天空映衬下的拉斯维加斯。他对这个城市并不着迷，对赌博也不感兴趣。“我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不能挥霍。”这话出自他之口，听起来有些可笑，因为挣钱对他来说就像举手之劳——第二天下午，他给一群开利空调员工做半个小时演讲就可以挣15万美元。
　　保持进步，永不满足，这也是商家在他退役后仍然和他合作的原因之一。NIKE延长了与他的合作关系，著名的自行车公司TREK授予他“终身运动员”称号，还有许多公司排队等着找他代言。这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这是一家坐落于堪萨斯市的投资机构，管理1000亿美元的资产，2006年2月，这家公司与阿姆斯特朗签定了三年的代言合同。与“美国世纪”的合作让阿姆斯特朗最感安心，该公司的部分股份被斯道尔协会持有。协会由斯道尔兄弟创立，他们都曾患癌症，用协会副主席理查德?布朗的话说，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多治病选择”，他们开始考察了许多家医院和大学，遍访全美医院后，布朗发现医学研究“严重官僚化，管理费用昂贵”，于是斯道尔兄弟决定自己建立一个协会。
　　依靠20亿美元的捐赠资金，斯道尔协会于2000年11月成立。该协会向医学家承诺，在这里，他们可以脚踏实地地做研究，而不必整天琢磨着写空洞的提议。“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布朗说，“作为年度最佳新协会的候选者，我敢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
　　阿姆斯特朗与“美国世纪”的合作，也促成了LAF与斯道尔协会的合作。阿姆斯特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同样鄙视官僚作风、焦急地期待医学突破。布朗也参加了2月17日的圆桌会议，LAF改善现状的决心和阿姆斯特朗尽职尽责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兰斯曾经身处你可以想到的最黑暗的境地，”布朗说，“但是他拼出了一条路。”

　　阿姆斯特朗给开利员工发表演说的那个早晨，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出去跑步。（他打算参加11月举行的纽约市马拉松大赛）。“我要在半小时内跑到国会，”他说。他戴着一副太阳镜和一顶森林管理员戴的棒球帽，这是安哥拉国家森林的护林员们送给他的，他曾在那里为一种瓶装水拍过广告。
　　与一个比你强壮的人一起跑步，得想点办法才能跟上他的步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不停地说话。于是我提起去年8月他和布什一起骑车的事。他是布什的三位癌症讨论小组成员之一。在总统的德州大牧场共进午餐时，布什问他在抗癌斗争中需要什么，他回答：“10亿美元。”
　　今年1月，他致函布什，重新提及他的请求，“癌症每年夺走56万美国人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主动出击了。”附信是一份初步行动大纲以及LAF与NCI之间的合作框架。在信的末尾，阿姆斯特朗亲笔写道：让我们行动起来，越快越好！
　　“第二天卡尔?罗夫给我打了电话，”阿姆斯特朗说。作为总统顾问，罗夫称赞了他的积极性，并表示布什的总统班子愿意与他合作，但不承诺提供任何经费。
　　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如今的活动圈子。在这个早晨跑完步后，他开始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他将与两个人共进午餐，一位是史蒂夫?韦恩，拉斯维加斯赌业大亨；另一位是身穿橙色长袍的西藏僧侣。吃过午餐，阿姆斯特朗有了新的主意：他打算在韦恩投资兴建的酒店派驻一个资金募集人。诸如此类的“聚餐”，以及黄色腕带的销售，是LAF的资金来源。去年秋天，仅一个星期，LAF在奥斯汀和纽约就筹集了1200万美元。
　　当然，筹集到“100万美元，或者1亿美元，乃至2亿美元”已经很了不起了，阿姆斯特朗当天下午在演讲中说，“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B打头的数字，也就是billions（几十亿）。”有了阿姆斯特朗，就有了希望：第二天他将与白宫财政预算主管波顿会谈。

超级粉丝 阿姆斯特朗是“长角牛队”的球迷。他和老乡在玫瑰碗比赛中呐喊助威。图 John Bierer/SI

　　给开利员工的演讲在米高梅大酒店进行。下午两点，阿姆斯特朗出现在酒店的长廊里，他告诉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他正是在这个走廊上认识了摇滚女星谢乐尔?克劳。不过，当时大家预想不到，9天之后他们正式宣布分手。分手后两天，他在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的节目中，称克劳是“我见过的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之一”，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爱”。随后节目播放了她的专辑《野花》中的一首歌——《致上帝的信》，这部专辑的主打歌正是从阿姆斯特朗身上获得的灵感。
　　（2月24日，克劳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并且接受了微创手术。在经过33次放射治疗之后，她在自己的网站上说，她于6月12日开始旅行。）
　　休息室里，一群身着黄色衬衫的开利公司高层和他见面，包括公司总裁。“我在法国长大，”总裁说，接着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我是你的车迷。”
　　一段录像之后，阿姆斯特朗走到讲台上。在接下来的35分钟时间里，他完全是即兴演讲。“当我得知一个法国人经营开利的时候，有些吃惊。”他营造的氛围如此轻松，观众席中笑声鼎沸。随后阿姆斯特朗渐渐回到正题，拿出了对抗癌症的最有力武器：他的故事。他把听众的思绪带到了位于休斯顿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曾经，那里的医生把他的母亲琳达拉到一边：“我们认为你儿子无法再参加自行车赛了。”
　　在《无关自行车》一书中，他回忆起那个寒冷的早晨，肿瘤学家拟出了一份含有博莱霉素的治疗方案，这种药品会损害他的肺，从而断送他的自行车生涯。
　　幸运的是，在此几个星期前，阿姆斯特朗收到了一封来自史蒂文?伍夫的信，史蒂文是范德比尔特医疗中心的一名肿瘤学家，正巧也是一名自行车迷。阿姆斯特朗在他的书中提到，伍夫力促他“向印第安那大学的劳里?埃因恩博士寻求别的治疗方案”。伍夫说，埃因恩是睾丸癌方面最权威的专家。
　　阿姆斯特朗接受了伍夫的建议。最终，他离开安德森癌症中心，去了印第安那大学医学中心。埃因恩的一位名叫克雷格?尼科尔斯的同事，让阿姆斯特朗看到了曙光。他建议阿姆斯特朗接受铂类化疗方案，这种方案不会损害他的肺。阿姆斯特朗头部还有两处肿瘤，常规的疗法是放射治疗，但尼科尔斯和他的同事采用了切除疗法，他们认为这样对阿姆斯特朗的职业生涯威胁更小。

抗癌表率 阿姆斯特朗向人们证明，抗癌，靠的不是仙丹，而是信念。图 Walter Looss Jr./SI

　　医生们的治疗方案，他合作过、质疑过、中断过、甚至否决过——他常常因此变得让人讨厌，但他挽救了职业生涯——也许是挽救了生命。埃斯钦贝奇非常推崇他，因为他让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看到了希望，而且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治疗癌症的模板。
　　“许多癌症患者仍在四处寻找灵丹妙药，” 埃斯钦贝奇说，“兰斯已经证明，抗癌靠的不是仙丹，而是信念。治疗癌症，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案，但是，一切皆有可能。”
　　为了收集各种治疗方法，阿姆斯特朗又一次做到了“不耻下问”。他演说之前播放的录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六年前的一个早春，阿姆斯特朗在训练中翻越一座高山，当时下着雨，天气很冷。美国邮政车队总监约翰?布鲁尼尔坐在跟随训练的汽车上，让他停止前进。
　　“山顶有6千米的积雪带。” 布鲁尼尔说。
　　“是吗？”阿姆斯特朗问。
　　“你翻不过去。”
　　“有多少雪？”
　　“很多。此前发生了雪崩。”
　　“如果我继续前进呢？”
　　“你不能。积雪有三米深，据说这里没有行车路线，你无法翻越。”
　　“谁说的？”
　　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安全起见，乖乖停下，但他却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么固执，不让人烦吗？当然。但是对于一心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必须的。
　　最后，他一直骑到了雪崩点。布鲁尼尔喊阿姆斯特朗上车，因为今天的训练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阿姆斯特朗意犹未尽：“我还想再骑一段，”他说，“向山下骑10公里，然后回来。”
看着他向山下冲去的背影，布鲁尼尔站在雨中微笑：“难怪他能拿到环法冠军。在这样的天气里训练，谁能相信？”

空中飞人 阿姆斯特朗坐着私人飞机从奥斯汀出发，去参加商业活动和慈善活动。图 Lynn Johnson/SI
　　1997年10月，尤尔曼正坐在自己的家里，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电子邮件：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作为运动员，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刚刚成立了阿姆斯特朗基金会，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抗癌组织；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1996年8月，尤尔曼得知自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软骨癌。他没有进行化疗，而是摘除了部分肋骨。“当我被确诊的时候，”他回忆到，“在身边我找不到在15—35岁之间的癌症患者。”于是，他创立了针对年轻人的尤尔曼癌症基金会。
　　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尤尔曼又被两次诊断出癌症。都是恶性肿瘤，两次都成功切除了。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恐惧，但他在球场上风采依旧，四年中三次帮助布朗大学获得长春藤联盟足球冠军（长春藤联盟是指美国东部的八所大学联盟。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州大学）。2001年他受雇于LAF，在阿姆斯特朗眼里，他是“抗癌战斗中最聪慧的年轻人”，而且阿姆斯特朗还容忍了这位首席代表的一个缺点：尤尔曼不敢坐飞机。他偶尔也可以忍受飞行，但除非迫不得已，他不会选择坐飞机。1月25日，他们坐飞机从拉斯维加斯返回奥斯汀，阿姆斯特朗让飞行员在胡佛大坝上空低空飞行。飞行员猛地一拉操纵杆，飞机快速下降，乘客们一阵慌乱，尤尔曼大惊失色：“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飞机重归平稳之后，尤尔曼终于镇静下来，面色也不再惨白了，他走到阿姆斯特朗身边。LAF华盛顿分支机构已经收集了有关波顿的材料，因为阿姆斯特朗第二天将与他会谈。“我们来看看，”尤尔曼说：“波顿似乎是个很和善的人……曾任伦敦高盛集团的法律与政府事务总监……工作到午夜……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喜欢摩托车，爱打保龄球。”
　　阿姆斯特朗边听边点着头。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和新奥尔良重建上的投入已经够多了，他对白宫不抱太大希望。“每天有1500人死于癌症，但是政府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接着说，癌症“早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你会听见人们说‘真遗憾，他75岁了，患有前列腺癌，没有治愈，但是他的人生已经不错了。’真愚蠢！他本来可以活到90岁，看到曾孙子出生。”
　　为什么说阿姆斯特朗是领导抗癌战争的不二人选？博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胜利者来激励可怜的人们和脆弱的人们，我们需要憎恨失败的人，兰斯正是这样的人。”

跑步前进 2006年8月9日，环法王在迈阿密海滩上跑步，为11月的纽约马拉松大赛热身。图 Caballero/Getty
　　免提电话中传出来的声音来自波顿，他对阿姆斯特朗和尤尔曼说，布什总统非常重视和阿姆斯特朗的关系，但是，“至于2007年的财政预算，别抱多大希望。”
　　“好的，”阿姆斯特朗说，“我们已经预想到了。”
　　波顿随后解释说，要在财政预算中立项需要很长时间，他还告诉阿姆斯特朗，预算草案“起草于9月。”
　　“正因为如此，我们8月份提了出来，”阿姆斯特朗回答。
　　这是他与波顿开的一次电话会议。阿姆斯特朗坐在LAF办公室的会议桌前，桌子的另一端坐着一对4岁的双胞胎，那是他的两个女儿：格雷斯和伊莎贝尔。
　　波顿耐心地解释说，飓风卡特里那使财政预算不再有“余裕”。他再次称赞了阿姆斯特朗递交给白宫的行动大纲，并建议LAF与白宫之间进行一次对话。毕竟，他还可以寄希望于2008年的财政预算。
　　波顿说他敬佩阿姆斯特朗“所做的事情以及做事的态度”，对此，阿姆斯特朗表示感谢，接着环法王开始“威吓”波顿：“对每个人来说，抗癌都是头等大事，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而且只会变得更严重。我知道伊拉克、阿富汗和卡特里那的重要性，但是抗癌更重要。”
　　在LAF办公区走廊南侧，一间更小更简朴的办公室里，戴维?里昂正着手开展他的新工作——LAF市场总监。加入LAF前，他已经担任德克萨斯TM广告公司总裁14年了。“你可以卖出很多车，很多包土豆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露出苦行僧一样的表情——那是和尚或马拉松运动员的表情——随即他绽开了笑脸：“但兰斯追求的不是量变，”他说，“在抗癌战争中，他追求的是质变，意义深远。”里昂决不会脑袋发热放弃舒适的总裁转椅，去为没有准备好的人效力。2005年3月27日，复活节，他的女儿死于神经纤维肉瘤癌，当时她刚过完15岁生日。
　　去世之前，她经历了7次外科手术，有两次是在安德森癌症中心，时间长达12个小时。里昂仍然记得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情形。“与我们一同等待的还有一个家庭，我们都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他回忆到：“突然，医院的高层领导出现在我们面前，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
　　在做斯巴鲁（Subaru）汽车广告时，里昂与阿姆斯特朗有过简短会面。“我们并不熟，”里昂说，“但是他伸出了援手，好像我们是一家人。”尽管阿姆斯特朗1996年拒绝了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治疗方案，但仍与医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里昂说，“他给医院头头打了电话，确保我们得到一切需要的帮助。”
　　“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你会有很多感触。”里昂接着说。“所以，女儿去世后，我意识到：我可以利用我的知识做点什么。我心里的抗癌决心依然存在，那么，我该去哪里释放我的决心？”
　　他把决心用在了LAF的新工作上。一方面，寻找饱受癌症折磨的人们，给他们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发动志同道合的人们带上黄色腕带。“已经有6000万人同兰斯站到了一起，”里昂说，“这些人希望在抗癌战争中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前广告业从业者，里昂把他们的渴望精炼成一句话：“他们所寻找的，是下一个正确的事情。”
　　在走廊北侧，和波顿开完远程电话会议，阿姆斯特朗正思考着接下来的对策。他是应该继续游说布什政府，还是寄希望于一年之后？公布2008年预算的时候，布什会因为德克萨斯老乡而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汉密尔顿?乔丹认为抗癌大军应该武装起来了。他也站在LAF一边：“你去问问美国人，你最害怕什么？答案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犯罪，而是癌症。这是一种合理的恐惧。我并不是说不要与波顿合作，我认为LAF应该把癌症病人团结起来，再去和政府谈。”
　　
　　
　　让我们回到乡间高速公路上。帅气又危险的宝马车上，抗癌大军的领导人正操控着方向盘，他看起来斗志昂扬。他说，基金会筹到的1.46亿美元都得到了合理的使用，“但是要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我们还需要政府的资助。”他说，为了影响政府，“你必须得像政党一样行动。如果我们的队伍壮大到500万人，发出同一个声音——那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等到那个时候，一些政府组织就要相形见绌了，我们就可以把美国步枪协会说成Tiddledywinks协会（Tiddledywinks是一种把小圆珠弹进杯子的游戏）。”
　　周二从洛杉矶飞往拉斯维加斯，周三从拉斯维加斯飞往奥斯汀，周五阿姆斯特朗又要赶往机场。他将飞赴加利福尼亚，去参加一个赞助商的晚宴，晚宴是为探索频道车队举办的。“我应该多休息，”他说。实际上，他脸上并没有倦意，他看起来容光焕发、精力充沛，正全力以赴为他的第二个职业奔波忙碌。
　　去机场之前，他先回了趟奥斯汀的家，他和孩子们即将入住这里。他最得意的是儿子卢克的卧室，墙上装饰着恐龙：一只翼龙、一只三角龙、一只霸王龙，霸王龙表情呆滞、眼神贪婪，不禁使他想起了前赛车对手亚历山大?维诺库罗夫。“我的儿子，”他骄傲地说，“在世界上所有6岁孩子中，拥有最酷的房间。”
　　客观地说，这座宽敞的房子非常豪华。在前面的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橡树，算是崭新的豪宅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了。这棵树看上去在这里生长了一个世纪了。其实并非如此，“它一直长在这里？”阿姆斯特朗说：“不，它原来在那边，”他指着大约200米外的一个地方。树木专家用水力升降机把它拔起来，放在一辆大卡车上，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真难以置信，那棵树出现在这里，是经过选择的。”一个参观者说。阿姆斯特朗的回答似乎在暗示这位参观者并没有仔细观察：“拜托，伙计，任何事情都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