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在八月绽放的建筑物，以及很多为此改变掉的人生。那是它，也是他们。是他们经历了大事，还是大事经历了他们？

 

 

    2001年7月13日 星期五

 

    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

 

    家住朝阳区的警长于滨，带领队里的两个同事，开着一辆巡逻车，穿梭在酒吧街、三环沿线，巡逻、疏导群众。忽然，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听听收音机，知道了申奥成功的消息。于滨并没有太多感觉，但是他能判断出，属于自己的任务会更重，责任也更大了。

 

    张洁19岁，高考已经结束，志愿是重庆大学，学舞蹈。她看到北京申奥成功的结果，以及载歌载舞的画面。她想到1993年自己12岁时，知道的是另一种结果：北京不敌悉尼。她为此难受了很久。她还想到1999年澳门回归时她去那里参加演出，头一天还是葡萄牙国旗，第二天齐刷刷变成五星红旗。张洁的任务是出现在欢庆回归的游行队伍里，打安塞腰鼓，砰砰砰。她们一行68人，带了三大箱服装，准备了七八个节目，去了很多社区演出。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老张搭乘火车从外省到达北京，像19世纪的于连。

 

    其实在国庆节刚过时，老张就从中部某省一家地级市的晚报辞职了，他绵延了两个月才出发。辞职前，老张经常做一些领导不大喜欢的选题，兼之报社经费有限，老张经常要自费采访，这让他很郁闷。对于未来，老张曾经和一位领导探讨过，领导说，按照你的条件和目前的状况，最好的情况，到退休时能熬成这个报社的副总编辑，“就已经很了不得了”。老张琢磨着，他们报社副总编辑现在的生活，也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

 

    12月9日这天充满了变数，老张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是今天我们书写时，看到的是一系列遗憾生活的开启，也就是从这天起，意气风发的老张开始频繁受挫。这也许和他的年龄有关，很多单位在招聘时标注了年龄上限：35岁，而老张恰恰是在这个年龄才开始“北漂”。北京每天要涌入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青年，他们中的多数又很快被一文钱难倒。老张很快发现生命中两个词在交错厮杀：理想、生存。

 

    幸亏奥运会快到了，老张看到希望。老张决定叫自己“奥漂”。

 

    实际上，参与奥运会也只是老张的近期目标，至于远期目标，老张说是受了一个人的启发，那个人叫老六（张立宪），几年来，老六坚持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辑一套系列图书《读库》，某杂志曾经做过老六的专访，标题是《用一本书养活自己》。

 

    老张觉得，这样的生活道路也是他理想的生活道路，他要奔着这个方向去。当然，老张要做的不是图书，而是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因为办报纸有很多政策限制，不太现实，而在传媒这个行业，电视节目制作已经开始实行制播分离，应该是一个方向，可以合理合法、正大光明地制作新闻，并赚到足够的钱。

 

    关于如何参与到奥运会中，老张有很多想法，首先，我能做什么？老张问自己。老张是记者，当然要采访奥运会，但是第一，他没有身份，第二，他没有人脉，即使写了有关奥运会的文章，想发表也是问题。所以，老张想把自己的想法集中起来，写几本和奥运会有关的书。

 

    老张做了一个奥运题材图书市场的考察，发现和奥运有关的图书，基本上没什么技术含量，千篇一律，基本是对奥运历史的回顾。老张觉得他完全可以自己操作一些图书，但他首先要做的是找一个平台，也就是单位，这个单位一定要和奥运有关系，才有助于自己实现梦想——只要和奥运会有关就行，虽然积蓄无多，但老张对薪水并无过分要求。老张在报摊上发现了一本打着奥运名头的杂志，便写了信自荐，没想到的是，投资人见面就对老张说：“你给我做主编吧。”老张很兴奋，答应下来，首先按照投资人的要求做了一份策划案，又做了一份预算案，然后，就再见不到那个投资人的面了。

 

    但是老张依然还做着自己的奥运图书梦，他首先想到的选题是《奥运营销经典案例》，比如可口可乐是如何一步步参与到奥运会中来，等等，后来发现，相关的中文资料很少，即使有也是东抄西抄，互相雷同，而老张自己的英文不大灵光，也没有资金聘请翻译人员，只好放弃。《与奥运同行的企业巨人》，他的想法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去采访奥运会各个层次的合作伙伴，但试了几家企业后，发现这个想法不太可行，那些企业根本不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他只好转向再找事做，主要还是为自己找个身份。现在，老张有些后悔，如果还是按照自己当初最笨的那种做法，一次接触不行就再来一次，锲而不舍的话，或许已经成了，因为后来找身份的过程，实在是个不爽的回忆。老张的另外一个策划是写一本《与奥运主持人面对面》，他想面对面地采访那些CCTV的主持人，但是，采访不易，而且和一家出版社联系后，对方兴趣也不是太大。

 

 

    从这个月开始，警察于滨的具体任务是：保证奥运场馆中心区北四环上过街天桥和鸟巢南部景观大道的安全。七年前，于滨并不可能想到今天，他的工作地点就在奥运会主会场边上。

 

    于滨今年32岁，1995年11月参加工作，成为一名警察。2003年，他是北京市巡逻抓捕标兵，曾经到北京22个分局和外地与同行交流；2004年，他立个人三等功；2005年，他是北京市和朝阳区“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2006年，他成为全国优秀警察，当年，还获得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2007年1月，他被任命为朝阳区公安分局巡警二队副队长。

 

    在过街天桥和鸟巢南部景观大道，和于滨打交道最多的是一些有想法的人。有人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试图通过他们找到张艺谋，为张艺谋献上组歌；有人拿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在这个区域里演讲，声称自己的发明没有受到重视。等等。这些都必须时刻注意，如果引起围观，聚集的人多了，就会有安全上的问题，有悖和谐氛围。当然，最容易被围观的，是那些热心宣传奥运的人，比如有人从昆明骑三轮车骑到北京，还上过CCTV的节目。这些人从6月陆陆续续到北京，有人说自己骑了六万五千公里，但在几米宽的人行道上宣传，就容易影响行人通行了。

 

    于滨很忙。

 

 

 

 

    老张找到班上了。

 

    这是一家杂志社，主管上级是一家和奥运经济有关的研究会。该杂志据说是专门报道奥运会的，而且有奥组委的授权。这让老张颇兴奋，觉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但这一天同样开启的是失望。

 

    没几天，老张就发现所有的编辑（或者叫记者，或者叫什么都行），唯一的任务就是给全中国各级政府和相对大一点的企业打电话，推销杂志的版面，只要对方肯出钱，刊载什么，倒没人在乎。领导和老张说的也很清楚，他唯一的任务和大家一样，也是拉钱，把钱拉来就算成功，别的不重要。老张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是想写几本书，但领导的说法没给他留什么余地：“你就是给我拉赞助。”在那里，老张做编辑，做校对，还要为其他人整理所谓的采访录音等等。按照约定，老张每个月的薪水是1000元，但领导用各种理由扣掉一些后，第一个月老张只拿到了400元，第二个月拿到了500元，7月份，一份广告撞到他身上，老张分得了6000元的提成，算是有所小成。

 

    老张事后反思，觉得为了得到一个身份而做这些事，实在是太不值得了，钱倒在其次，主要是浪费了太多时间。简单地回顾老张那几个月的生活，可以这样总结：拉到过一笔钱，但基本被他没拉到钱的出差之旅抵消了——没拉到钱，单位是不给报销差旅费的。

 

 

    26岁的张洁已经是重庆民族艺术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这天，学校收到组委会最后的传真确认，将参加百年一遇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学校上下响起一片欢呼。

 

    虽然他们要承担的角色只是《中华礼乐》600名贵妇中的28个，虽然没有一分钱报酬。

 

     张洁说：“对我们学校来说，实在不容易，整个西部就我们一个学校被选中了啊，人家说我们，都不说‘重庆民族艺术学校的’，就说‘重庆的’，还有‘包头的’‘大连的’，我们参加开幕式，代表的是重庆。”

 

    四天后，张洁和其他四位老师，带着13岁到18岁23名学生，向着这一年世界舞台的中心——鸟巢行进。

 

  2008年7月30日 星期三

 

    是日，开幕式继续彩排。

 

    张洁的学生张晓写下日记：“这次也是人生中的小辉煌吧，反正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一定要演好。今天演出完，天已经很晚很晚，要坐车回到宾馆，可是车不知道停在哪里了，我们从8号门出来，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刚走到鸟巢外边就下起大雨了，淋雨走，感觉很脏，但心情很好，雨一下仿佛把我们20多天的不快都淋走了。”

 

    这些天来，张洁和其他老师最不满的是伙食。南方人到北方本来就存在吃不惯、吃不好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在她们事先的想像里，不该有“吃不饱”的问题，大概是为了“节俭办奥运”吧，10个孩子一桌，只有四菜一汤，菜大致就是黄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西红柿的命运轮回，当然，厚厚的肉片虽然经常只有几片，但大块的青椒还是不少的，汤更不用提了，因为很难分清那是汤，还是水里埋上几颗绿豆。

 

    经过她们，包括其他地区学校参演者的抗议，组委会把伙食加到五菜一汤。她们便时常到驻地附近的烧烤小吃摊子去加餐，后来，那些小贩知道他们开幕式次日必须集体离开时，脸哭丧着，因为生意要差很多了。

 

 

    还有三天奥运开幕。

 

    在警察于滨负责保卫的立交桥下，出现一个可疑包裹。用防爆毯覆盖后，于滨和同事等待专业排爆人员到来，于滨说：“但是，覆盖完了后，来了个人，说包是他的，还说，你们什么意思？我的包碍事了吗？咱们好像是煞有介事，浪费不少警力，最后折腾半天，才解除警报——但对咱们来说，宁可多费点事，也不能掉以轻心。”

 

 

演出结束后她们坐卧铺返渝，演出无报酬。

 

 

 

    开幕式演出前一天。

 

    张洁和她的学生听到张艺谋在会议上说，“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行不行就看明天的了。”

 

    老张离开了那家杂志社，他对记者说：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在此前的7月10日，在张洁她们准备行囊兴奋地向北京进发时，在一次官方联合执法过程中，老张以每个月550元左右价钱租住的半地下室，被封了，他只得另外换了一家招待所的小房间，五平米左右，一月大致1500元，虽然是在通州了，但好在是地铁沿线，出门多少方便一点。但是由于积蓄无多，1500元的租金对老张来说有点负担不起。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老张曾经打电话回从前的地级市报社，提出可以为 .社写报道，比如写奥运赛场上的当地人，哪怕不是运动员，只是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都是很有意思的选题。但是领导兴趣不大，因为老张没有奥运会采访证，很难接近到核心的那些人。

 

    也就是从这天早晨开始，警察于滨要一直忙碌48小时（直到8月9日凌晨3点40分），他不能合一次眼。他的队里有60多名警察，25名骨干被抽调去保卫100多名各国元首，队里只剩下包括他在内的两名队长、几个女警、四名老警察以及14名支援警力，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奥运场馆中心区和四环附近内外环的秩序，对天桥和景观大道进行定点看护。于滨说，有点消防队的感觉，哪儿有事他们就必须出现在哪儿。所谓“有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在不该出现无证无票人员的封闭区内，经常会出现很多游客，按照上级要求，是必须清理干净的。这些，足以占用于滨和同事们的大部分时间了。

 

 

    北京奥运会开幕日。

 

    上午9点多，在京郊大兴，奥运火炬传到当日060号火炬手那和利手中。这名中年男子肤色黝黑，身材强健，神情庄重。与其他火炬手的明显区别是，他随身带了一张照片，那是他的父亲那忠，四年前的奥运火炬手，如今已在天国。在中国迎接奥运的几年间，这一对父子都名声在外，因为他们都被视作奥运工程拆迁户的代表，乐于“做出牺牲”的代表。

 

    那和利的许多同事赶到了大兴，他们也都是奥运拆迁户，2002年8月，在洼边村十四大队队长那和利的带动和劝说下，陆续离开洼里乡洼边村，目前均供职于新奥物业公司。由于火炬传递实施极其严格的安保措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未被允许接近传递线路，于是无法亲眼看到那和利如何代表着奥运拆迁户，手举火炬享受短暂的荣光。

 

    火炬传递的过程快得来不及回味，好在有人安慰了那和利，“这已经算比较长的（距离）了”。那和利没有给自己设计什么花哨动作，很规矩地完成了约50米的传递，“我是和老爷子（指父亲那忠）一起在跑。”他事后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那和利原本被安排在8月7日传递火炬，他费了相当大的劲，才得以换到8月8日。那是奥运开幕的日子，他希望这次传递能更有纪念意义。

 

    中午12点25分，那和利出现在公司会议室门口，人还没有进屋，已经引起一阵欢呼声。此后足足20分钟的时间里，公司里的干部、职员乃至保安，一拨一拨地涌进来，充满好奇地见见自己身边的火炬手。因为拆迁前都是同村的邻里，看得出，大家的关系比通常的公司上下级要亲热，随便，身为新奥物业公司商贸分公司经理的那和利，此时不得不光着上身，看着那件火炬手的T恤被人们穿上又脱下——那些无缘成为火炬手的昔日的拆迁户，都喜欢举着真的火炬、穿着真的服装、右手摆出V字，满脸幸福地留影。光着上身的火炬手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景，能沾一沾火炬的喜气，让大家显露出与有荣焉的满足感。

 

    在会议室拍了照，意犹未尽的人们又跑到公司旁边的奥运景观大道上，“拍外景”。景观大道宽得如同长安街，一直向北看，千余米之外，玲珑塔在浓重的雾霭中隐约可见。“玲珑塔往北一点点，就是我家当初的位置。”那和利光着上身，站在不那么清朗的阳光下，遥指着远处。

 

    奥运开幕式上燃放的“大脚印”一共29个，其中的第28个，恰好是在那和利所在公司的上空。8月8日晚，新奥物业公司商贸分公司的二三十位员工全体加班，他们聚集在会议室收看开幕式，情绪比现场的观众们更显激动，因为举办开幕式的地方，6年前还是他们的家园。 “哎，也没法完整地观看，总有事，一会儿就得出去一趟。”那和利说，不仅开幕式转播没看好，奥运比赛也没时间看，本来手里有几张奥运门票，最后都送了顺水人情。奥运运输团队运送完各路嘉宾，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那和利和他的员工还要继续为一顿宵夜忙碌。当日的一切后勤工作结束后，那和利留意了一下时间，已经是3点多了。

 

    这一夜，已经在北京训练一个月的张洁和她的孩子们，终于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上，她们在《中华礼乐》环节中充当唐朝贵妇。与张洁同行的老师刘会礼说：“其实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那套，化妆师把这些孩子都往胖了画，化成唐朝贵妇的模样，但孩子有些还小啊，衣服都穿不住，直往下掉。人家不说了吗，开幕式很张艺谋。”而对张洁来说，开幕式唯一的损失就是化妆师在给她粘鬓角时，伤害了她的皮肤，那些鬓角实在粘的太紧了，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些小小的疤痕。

 

    在开幕式演出前40分钟，那队击缶的战士就趴下藏起来了，整整40分钟，然后耳麦里就听张艺谋说，领导来看大家演出，这是大家的光荣，坚持住。

 

 

（大图1）

 

 

    奥运会进入比赛日。

 

    下午3点42分，T9次列车从北京西站驶出，将要经河北、河南、湖北、四川，于8月10日下午3点58分抵达重庆。张洁和其他四位老师，带着23名学生，回家。

 

    火车上的乘客看着他们有“2008BEIJING”字样的纪念T恤，纷纷来打听学校背景和招生条件，列车长还特意过来关照，车厢乘务员看着她们也都是笑脸，这让孩子们更加兴奋，当然，难免还有一点点得意。

 

   这次回家组委会安排的是卧铺车票，这比她们来时坐36个小时硬座车厢舒服多了。

 

    这一天，那和利想办法抽出时间，专程跑到了昌平，他来了却一件心愿——带来北京奥运的火炬，站在父亲的坟前“和老头儿叨咕叨咕”。洼里乡拆迁之后，那和利把祖坟迁到了昌平。

 

2004年，那忠突发心脏病不治，再难实现传递北京奥运火炬、观看真正“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的愿望。

 

 

 

 

    下午五点，火车离开喧嚣的北京，驶入相对安静的重庆。

 

    虽然晚点不少，但是等待在站台的重庆民族艺术学校领导和当地10余名记者在看到张洁她们后，还是很兴奋。电视台的摄像机指挥着，让张洁和其他人一起列队，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而报社的记者不停发问：你们的主要感受如何？训练时同学们有没有晕倒后依然坚持的？镁光灯则坚持闪个不停。

 

    孩子们虽然疲惫不堪，但回到学校草场后，依然听话地为记者们摆出在开幕式上展现过的种种POSE，而学校原计划举行的庆功会，却因为马上面临着其他演出任务不得不取消了，这大概是张洁和她的同事及学生们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8月12日下午，那和利照例坐在办公室里（整个奥运期间很少离开）。那和利管理的商贸分公司，在奥运场馆建设期间负责为建设者服务，而奥运会举办期间，他们的任务转换为赛会运输团队的后勤保障。

 

     那只正品的祥云火炬摆在显眼的位置，偶尔还有同事进来把玩一番。也会有下属跑过来，问那和利有没有比赛门票。

 

    “抱歉，全都送出去了。”那和利遗憾地摇头。

 

    “您还会没有票？现在咱那总可不是一般人物哇，您是爷啊。”下属和自己的经理开着玩笑，这让人相信，若干年前，他们在洼边村的田间地头，也是这 .开玩笑的。

 

    “我都快成孙子了。”那和利抱怨了一句。

 

    奥运运输团队的人员，主要都是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的，为他们服务，难度明显大于那些奥运民工。几百人的团队运转起来，与服务部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偶有发生。

 

     那和利有许多想看的比赛项目，整个奥运期间，“快成孙子”的那和利一直忙于处理各种琐事，鸟巢近在咫尺，奥运却好像与他没有直接关系。

 

 

 

    上午9点。来自河北邢台农村的王社起漫无目的地绕着鸟巢溜达，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流。

 

     他早晨6点多就来了，还要一直这么溜达下去，直到下午两点，去鸟巢西南侧的北辰西桥集合。

 

     这次来北京，他特意买了新衣服，雪白的短袖亚麻衬衫，带领的那种。不过走在人群中，皮肤黝黑而粗糙的他仍显得有些特别。特别之处也部分地来自他的眼神，对于周围的一切，他比别人更多一些好奇，尽管他曾在不远处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打过一年的工。

 

    真是巧啊，王社起这时遇到了河南农民房只，也是来参加奥运观摩活动的。去年，他们同在一个奥运工地打工，都是低级工种——泥瓦工，又都被画家苏坚选作“ 模特” ， 与工人王红涛、保安于庆祝、材料员张艳群一起，出现在一幅以奥运民工为题材的油画中。画家苏坚后来说，他把画拍卖出去了，奥运期间资助画中的民工到北京游玩，看比赛吃大餐游名胜住宾馆，像主人一样享受奥运。

 

    除了王红涛，其他四个人都表示愿意参加苏坚的活动。但是直到7月下旬，苏坚在短信中确认拿到了奥运门票，四位民工才确信，北京之行不是一个玩笑。

 

    下午两点，时间总算到了，王社起和房只通过过街天桥走向集合地点，突然瞥见一些人在桥下举着乌黑的相机对着自己，接着，另一些人举着采访话筒就跑到了近前。王社起和房只很窘迫地面对着眼前的一切，不知如何应对。张艳群和于庆祝已经到了，也早被记者团团围住，有点不知所措。苏坚倒是很愿意看到民工们被记者包围，看着他们从错愕渐渐恢复平静，并慢慢试着不再说套话。

 

    那天到场的记者，大约二三十人，引得路人都驻足观望，不知道几个民工模样的人有什么好采访的。

 

    “我把这次活动看做是一件作品，它放到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人们怎么解读都可以。”也曾在农村长大、关心社会公平的苏坚，希望借助奥运与民工的题材表达一点态度。事实上，把这项活动解读为行为艺术的人并不多。许多记者把苏坚写成了助人为乐的好人，而几个民工私下议论，则依然怀疑苏坚是在炒作，尽管他们也说不出炒作的意义何在。

 

    在北辰西桥，热闹延续了一个多小时，四位民工渐渐成为被记者们摆拍的道具。他们要按记者的设计摆出各种POSE，甚至要回到来时的路上，表演自己怎么重新走过来。

 

 

   上午，三个民工去八达岭长城游览。路上发生了小规模维权事件，和中途要求加价的出租车司机理论，几个民工显示出自己的愤怒，连一向斯文的苏坚都急了，最终，维权成功。

 

    登上长城，三个民工不断地按动快门（苏坚事先用经费为每人买了一部数码相机， 房只一直不肯说出自己为什么没带相机来），把各种平时不容易见到的外国人拍下来。黑人，身型肥硕的人，衣着性感的人，全都拍。

 

    年纪最小的张艳群，只有25岁，尚无确定关系的女朋友，他拍得最投入，还像模像样拿着借来的DV拍。其他几个四五十岁的人不敢摆弄这玩意，“毕竟是年轻人。”他们这么夸赞张艳群。

 

    在长城上，苏坚注意到几个民工对外国人的兴趣甚至大于风景本身，很想和老外合影留念，他就有意鼓励他们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充当翻译。

 

    张艳群大胆地邀请漂亮的外国女子，于是他的相机存储下许多与性感迷人的异国女孩的合影，他甚至有勇气把手搭到对方的肩上。于庆祝、王社起也都鼓起了勇气⋯⋯王社起还穿上皇帝的龙袍照了一张照片。在他看来，北京的几天游玩，与当皇帝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晚上，苏坚带大家去和平门的全聚德吃烤鸭，两套烤鸭，若干配菜，最后结账是2700多，这是北京之行最大的一笔开销。

 

 

那忠的照片（下图）。那忠四年前是雅典奥运会火炬手。

 

 

 

    上午10点，在鸟巢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来自河南的民工房只举起一张白纸板，上面写着：“我们是奥运主体工程的工人，目前在京观看奥运，我们希望有机会约会中外运动员，与他们合张影要个签名留念，希望热心人士能提供帮助。”

 

    这是画家苏坚策划的一个小环节，他希望奥运民工能与公众达成一种互动。在一位美联社记者的帮助下，来自巴拿马的三级跳远选手桑兹愉快地为几位民工在衣服上签名。负责举牌的房只没有让这位黑人选手签名，他说自己的衣服还要穿呢。

 

    四位民工及苏坚的门票，得来有些意外，一位某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主动提出帮他们运作，结果每个人只支付了400多元的保费，就获得了一张奥运门票。而且是鸟巢的，而且位置还不错。到了8月17日，他们得知，第二天的上午比赛，恰好是刘翔第一次出场。

 

    真好像老天爷在暗中帮他们。

 

    几位奥运民工坐的看台，在远离跨栏跑道的另一侧。他们走进鸟巢的时候，已经有比赛在进行了，坐下之后，于庆祝显得最早适应了这个陌生而喧嚣的环境， 房只适应得慢一些，他坐在那里不吱声。不久，现场观众玩起了人浪。王社起等人愣了一下，不知道人们在干什么。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很开心地随着人浪站起，扬手，欢呼，然后坐下。

 

    更多的时间里，四位奥运民工的注意力不在赛场内，他们高高地单手端着相机，拍着在他们看来新奇的东西，新奇的东西太多了，似乎怎么拍也拍不完。

 

    11点半，刘翔出现在出口处，现场的欢呼声震天响。“刘翔，加油！”几位民工也跟着高喊。看到前面的第二排有几个空座位， 房只第一个走过去，于庆祝和张艳群也很快跟过去。年纪最大的王社起留在自己的座位上，依旧在摆弄相机，旁边的美联社记者ANNA的感觉是：“他们好像更关心自己的相机。”

 

    满场的欢呼突然中止了，从周围观众的神情里，民工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后来他们弄明白了，刘翔退出了。他们也感到失望，但看起来失望程度不如周围的人。

 

    刘翔退出不久，鸟巢的观众也纷纷起身离开，看台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几个民工还没有走，他们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一切。

 

    张艳群像是在问大家又像问自己：“我们该怎么办？”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早晨，东南四环附近的一家准四星酒店，四位民工吃下在北京的最后一顿早餐，中西自助的，品种还算丰富。房只吃了不少东西，让同伴印象深刻的是他消灭了两只猪脚，三个鸡蛋。吃完饭，《南方人物周刊》的摄影师姜晓明又拉着他们去天安门广场拍照，他们已经习惯于出现在摄像机和照相机之前， 甚至，个别人开始有点抱怨并消极对待了，觉得也不给好处，“总拍我们干啥？”

 

    下午的时候，苏坚召集大家算账，还要支付返程的费用。四个人中，三个人都住在三五百公里之内的农村，只有在大连打工的于庆祝，可以坐飞机回去，他也确实向苏坚私下表达过这个意愿。算账的时候，苏坚当众问：“老于你打算怎么回去？”东北人于庆祝反倒不好意思了，“我坐火车，坐火车。”

 

    房只走得最匆忙，竟然连路费都忘了拿。他也一直是最“洒脱”的一个，只穿着西裤和短袖T恤就来了，没有手机和相机，没有任何行李，甚至因为连换洗内衣、袜子都没带，而遭致其他伙伴的嘲笑。

 

    这一天，那个“奥漂”，那个没有奥运采访证的老张，在本刊帮助下，办到一张新闻中心一日通行证。下午两点，本刊记者和老张准时出现在庞大的新闻中心，但是老张显得并不太兴奋，他说：“从前在报社的时候，逢年过节，就会找一些乡下老人接到城里，让他们看看城市的新面貌，现在我也是这个角色了。”接下来，老张又说了一些，比如福建沿海那些企业，许多就是从小作坊开始的，一无技术，二无资金，而现在，很多都是中国奥运选手的赞助商，“如果没有梦想，肯定不会成功”。

 

 

“像主人一样享受奥运”。

 

 

 

    北京奥运会闭幕。

 

    那和利没有看闭幕式直播，他在旁边的一处食堂摆下庆功宴，大家喝了不少酒。在这些由拆迁户转换而成的公司员工看来，最难的一段日子，已经过去了。

 

     而警察于滨说，“要保证奥运会的绝对安全，安保力度又加大，我们队是奥运场馆外围指挥部，什么叫绝对安全？就是一点事不能出，我们做到了。”

 

    这天早晨，和每天一样，于滨从办公室的小床爬起来，去食堂吃了早点，8点钟准时到位。10点，在北四环那座过街桥边上，记者见到于滨时，他正在和同事布置路牌和旗帜。这座很小的过街桥被于滨他们用横幅和旗帜包裹得严严实实，在桥上，只有拉开那些横幅才看得到水立方和鸟巢的一角，而从前，这座桥却是观赏水立方和鸟巢的最佳位置。没办法，于滨说，这座桥很窄，但一天的通过量超过10万人次，是走路去主场馆和MPC\IBC的必经之路。如果游客在这儿和鸟巢合影，结果就是桥上人满为患，就造成安全隐患了。

 

     看上去，这座桥相当重要，警察、保安、城管、民兵，各种力量集中到这座桥上，应付这四环内外8个方向的行人，而此时，布置好警力的于滨才有时间和记者聊上几句，但短短半个小时内，至少被问路的人打断了10次，“去王府井怎么走？”“请问，哪里能坐地铁？”11点20分左右，过街桥上人流越来越大，不得已，于滨只好让两名警察分站在桥的两边出口，一边只准上不准下，一边只准下不准上，才算解决了问题。

 

    于滨的手机铃声是一首歌《怒放的生命》，和他相处的时间里，无数次听到。下级请示，上级命令，使于滨在12点左右不得不更换第一块电池。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巡警二队的食堂，三三两两的警察从各执勤地点回到这里，享受他们简单的午餐。

 

    下午，于滨手机里的新电池很快就不停地发挥着作用，一个小时内他至少接到了三个命令：带7个人到四环内环，那里的封闭区涌进了很多人；景观大道将有贵宾通过，带一半你的人迅速封闭道路；三分钟内赶到奥体北门，那里的比赛结束后亟需清场。下午4点12分，《怒放的生命》再次响起，嗓门很粗的于滨忽然温柔起来：“妙妙，爸爸在工作。”

 

    下午6点，忙了一天的于滨终于可以下班休息了，他再次回到办公室，和同事们说说闲话，如果运气好，说不定可以在办公室里看到奥运会闭幕式的盛况。当然，他的运气没那么好，8点半，他的电话再次响起，他只好习惯性地冲向必须达到的地点。

 

    他当然有所准备，不然下班早就回家了。

 

 

    老张在通州一家招待所租下的五平米小房，月租1500元，本日到期。